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散文的第一個繁榮期：「史傳散文」提供後代文學表現手法上的靈感，代表作有《左傳》、《戰國策》；百家爭鳴的「哲理散文」，解決當時社會問題，代表作有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。而秦代無文學可言，唯李斯一人，其代表作《諫逐客書》。
到了漢朝，「史傳散文」是富有時代特色和個性的文體，著名的有司馬遷《史記》、班固《漢書》；「政論散文」受先秦哲理及儒道法的影響，產生經世濟民思想，代表作有賈誼《過秦論》、鼂錯《論貴粟疏》。兩漢在人物敘事以及描寫社會方面，較先秦散文進步。魏晉南北朝是繼戰國以後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，玄學佛學盛行，儒、釋、道並存，其散文呈現清新活潑的新特點，其代表有注重辭藻的三曹父子及以孔融為首的建安七子；情感細膩的王羲之、陶淵明；描述山水之美的酈道元《水經注》、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》。之後唐代提倡古文運動，全盛期是在中唐著有《師說》的韓愈和著有《捕蛇者說》的柳宗元倡「文以載道」，但晚唐古文衰落，終不能繼中唐再盛。宋初承唐末五代陋習，直至歐陽修與三蘇父子、王安石、曾鞏提倡師法韓柳，才使之兼有「歷史散文」之事、「哲理散文」之理以及魏晉南北朝之情，在散文寫作史上達到高峰。
明初散文承繼元末文學，而後散冗的臺閣體，引起了前、後七子的復古運動（擬古派）；但卻又走回句模字擬的方式，於是產生反古流派：以歸有光為首的唐宋派；接續著是袁宏道的公安派；鍾惺、譚元春一派的竟陵派，直到明末小品文出現，影響後來清代的文學發展。清初學者並不支持小品文，反支持古文運動，即是以方苞、劉大魁及姚鼐為首的桐城派，其支別惲敬、張惠言的陽湖派，再續古文活力的曾國藩發展成湘鄉派。甲午戰爭後，梁啟超以文體淺近、間雜俚語的文體在新民叢報上刊《新民說》，深受讀者歡迎。
至民國，胡適和陳獨秀等人提倡以白話文為中國文學正宗，吸收了西方的思潮，被魯迅等作家推廣後，散文易讀易寫的特性，使這種文體被運用得極廣，可說是人人懂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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